股票配资网平台点评这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第一次见面

8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

大女儿刘爱琴回忆说，看到光美妈妈后，我们抱头大哭。光美妈妈不敢哭，很难受，很难受······

历史有时候充满了令人感慨的戏剧性巧合。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组织上最先给她安排的住处，就是组织部招待所，翠明庄。

翠明庄，正是王光美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921年，王光美出生在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父亲王治昌在辛亥革命前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年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农商部总长，母亲董洁如出身于天津一富裕盐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在当时，王家是京城显赫一时的大家族。

王光美出生的时候，父亲王治昌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得到喜得千金的越洋电报，非常高兴，于是亲自为千金取名为“光美”。

王光美的家教很好，她本人在校园里也是才貌俱佳。和那些革命领袖的夫人不同，王光美接受过最好的学院教育，在理科方面尤为突出。荷兰的一家博物馆至今还保留着一份珍贵的影印资料，当时北京市物理和数学竞赛前三名一起合影，站在中间的就是取得第一名成绩的王光美。由于这三人都姓王，于是就有了”数学三王“的称号。

中学毕业后，王光美考取了辅仁大学数理系，并读到了研究生。有许多人讲，如果王光美后来去美国读物理博士，她甚至有可能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王光美晚年自己也说，那时候她的理想是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王光美有个哥哥叫王士光，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且结识了好几位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学，自己随后也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王士光又和女共产党员王新结成了革命夫妻。在哥哥嫂子的影响下，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任助教期间，暗地里就帮共产党做了不少事。

1945年6月，在嫂子王新的介绍下，王光美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这是她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正面接触的开始。

1946年春节期间，在辅仁大学已任助教的王光美正打算到美国留学读博士，中共北平地下党交给她一张纸条。纸条上告诉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将成立北平军调部，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为中共代表团主任和团员，但缺少英语翻译。经崔月犁推荐，组织调查，认为你是合适人选，希望你到”军调小组“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翻译。

究竟该去美国留学还是留在北平参加革命工作？

王光美满腔热血，最终选择了后者。

下定决心之后，王光美拿着那张纸条，先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接上了头，然后拿着钱俊瑞开出的介绍信来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找到了正在那里办公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

第二天，王光美正式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失败，内战爆炸。王光美因为在军调部工作，政治身份已经公开，无法在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于是组织上要求她前往延安。就在这个时候，王光美之前申请的两所美国名校寄来了录取信，而且是提供赴美读博全额奖学金。

面对这一抉择，王光美没有犹豫。

11月1日，王光美告别父母，登上了一架飞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小型军用飞机。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光美说：”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白云。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

到了延安之后，王光美随几名北平来的同志去看望朱德。朱德见到这几位年轻的同志说，少奇同志就在旁边，你们去看一下。

这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第一次见面，刘少奇看向王光美的眼光，她一生都记得。

两人渐渐有了一些交往后，有一次，王光美注意到刘少奇的手表不走动，于是问，你戴的这个表不走，怎么还戴着呢？刘少奇说，有时候走有时候不走。王光美听了，有些心酸，跟着就对刘少奇说，我托人给你修这块表去。

之后，王光美找到了王炳南，托他将表带到北平去修。王炳南将表修好后，就还给了当时军调部的军委外事组。王光美知道后，请外事组的同志帮忙，将表给刘少奇送去。外事组的同志很有心，故意不帮忙，对王光美说，你自己送最好。

王光美说，我不熟悉延安，而且自己一个人也没去过杨家岭。

同志们说，没关系，我们有一匹老马，老马识途，它能带你到杨家岭去。

就这样，王光美骑着那匹老马，走向了杨家岭，走进了刘少奇的心扉。

回忆起父亲母亲的延安往事，小女儿刘亭亭曾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她说，讲起来很有戏剧性，光美妈妈走过延河的时候，正好对面开过来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一个女的一下溅了光美妈妈一身水，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江青。

王光美将表修好，还给刘少奇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一直留存在刘家子女的记忆里。王光美到来的时候，刘少奇邀请她一起吃饭，没有菜，只有几片干馒头。王光美说，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吧。刘少奇听了，默默地从一个抽屉里拿出几个特别脏的小梨，然后递了过去。

这几个特别脏的小梨，让王光美感受到了刘少奇既朴素又深沉的情意。

1948年8月21日，二十七岁的王光美和五十岁的刘少奇在西柏坡举行了俭朴而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的房子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只有一个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那是刘少奇从延安一路带过来的。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王光美的名字和刘少奇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1949年，王光美以领袖夫人的身份回到北平，随后住进离家不远的红墙内的中南海。很多回忆录中都说，在中南海，刘少奇和王光美这对夫妻是很美满的一对，他们的家里也是有名的”最欢实“的一家。

而忆起中南海刘少奇、王光美一家，许多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会说，那里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俭朴。

刘少奇、王光美家，有个著名的”钱柜“。给炊事员郝苗120元，这是他们全家的伙食费；给外婆150元，那是9个孩子的学费、衣物费和杂费；卫士组100元，这是给少奇买烟和营养品的费用；赵阿姨40元，这是保姆的工资；房租、水电60元；党费25元。

看到这张字条，刘振德深深地感到王光美操持这么大个家实在不容易，于是私自作主，“偷偷”向组织上领取了王光美此前一直不愿领取的夜餐补助。按当时的国家规定，刘少奇、王光美可领取夜里加班夜餐补助，每天三毛钱。

刘振德一次领取了两年的。

王光美回来后，这件事被炊事员郝苗说漏了嘴，传到了王光美的耳朵里。王光美知道后，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生气，责令刘振德领了多少退多少。然而，这一笔钱已经让刘振德补贴到了家用上，一时间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

得知这个情况，王光美督促刘振德说，那就一天退六毛，总之这个钱是一定要退完的。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可敬可爱的家庭，在1966年的夏天，忽然之间就被彻底地摧垮了。刘少奇与王光美生死离别时，留下了一句问心无愧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980年2月，刘少奇终于得到平反昭雪。5月13日，王光美和子女们来到开封，迎取刘少奇的骨灰。当时，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一个珍贵的镜头：王光美捧着丈夫的骨灰盒，欲哭无泪，一路上只是用脸紧紧地贴着骨灰盒。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

怀着对丈夫最深沉的爱，怀着对历史最厚重的敬意，走出苦难，步入晚年的王光美，没有抱怨什么，更没有消沉下去。

因为大爱，她选择了宽恕。

因为大爱，她选择了善待。

因为大爱，她选择了奉献。

晚年，光美老人住在北京复兴门外一套普通的单元房里，客厅里一直挂着毛主席在1962年来看望他们全家人的温馨合影。

尤为让人动容的是，毛主席的女儿李纳离婚后，光美老人待她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不仅帮她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而且鼓励她乐观向上地生活。

1983年年底，光美老人到湖南参加刘少奇诞辰85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结束后，光美老人专程来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

在那里，光美老人感慨万千，留下了一句话：“深切缅怀毛主席，您的学生王光美”。

晚年，光美老人的内心始终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毛刘两家能够经常走动，时常聚一聚。2004年，当毛刘两家的孩子们全都聚到一起时，光美老人深情地说：“我是这两个家庭中的唯一长辈了，你们都是我的儿孙，你们一切都好了，我才能放心啊！”

多么伟大的母亲！

1995年的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佩云找到光美老人，请她出面担任人口基金会”幸福工程“的组委员主任。光美老人不仅当场答应下来，而且当天就把刚刚领到的两千元过年费一分不留地捐了出来。

那时候，“幸福工程”组委会的账面上，没有多少善款。光美老人心里很着急，嘴上总是说，没有钱，我们怎么去救助那些贫穷母亲啊！

有一天，光美老人从一家报纸上看到拍卖公司拍卖个人物品的新闻，她眼前一亮：自己也有几件家传的藏品，如果能拿出来拍卖筹集一些钱，幸福工程的户头上就有了第一笔基金。

想到这里，光美老人把小女儿刘亭亭叫到身边，说了这件事。

刘亭亭后来回忆说，我很清楚，妈妈的这几件藏品，是当年外公外婆特意赠送给她的陪嫁礼物，经历浩劫，幸运地保存下来，除了自身的文物价值，还凝聚着几代人的亲情！听妈妈说要拿出来拍卖，我说不出话，只想紧紧地握着妈妈的手······

1996年11月12日上午，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在港澳中心举行。拍卖师在举槌之前讲了几句令人激动的话：“这六件古瓷器、象牙笔筒，绝不是一般的拍卖品，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共产党员的一片爱心。这六件文物珍品是王光美老人的家藏，王老把它们拿出来参加拍卖，全部所得将用于救助贫困母亲。这是一场凝聚着伟大爱心的特殊拍卖，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慈善义举。

话音落下，掌声雷动。

由于竞拍者争相出价，原本开价21.6万元的六件古董，最后拍卖出了56.6万元的高价。

光美老人为”幸福工程“筹款拍卖家传珍品一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光美老人收到了一封特殊的联名信。

这封联名信，是天津某监狱四监区女服刑人员写来的，她们在来信中写道：”虽然我们身在高墙内，我们有的已是孩子的母亲，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您老人家的善举真是天壤之别。您把自己的母爱给了贫困地区的母亲，让我们这些服刑的人倍觉母亲的无私与博大······现在我们要把自己平时积攒的劳动所得共计1300元寄给您和幸福工程组委会，望能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出点力。“

光美老人在《王光美访谈录》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孩子，但每一个人都有母亲，都领受过母爱的恩情滋润。救助贫困母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我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因此对‘母亲’的含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当我听到贫困母亲的种种境况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决心为她们做一点事情。”